培育公民依法维权意识路径的调查研究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方式,了解我国公民的维权状态,分析影响公民依法维权意识的相关因素,围绕创新维权教育、顺畅维权渠道、引进社会力量、减少维权成本等内容,提出培育公民依法维权意识路径的策略。旨在通过路径培育,最大限度激发公民依法维权意识,指导公民在法治化轨道上积极维权,避免矛盾激化,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进而推进法治化国家建设进程。     

位移边界对2D-FGM板热应力影响研究

考虑不同的位移边界条件,建立了常物性2D-FGM板研究模型,并采用有限元法,得到其冷却瞬态热应力场分布图形。位移边界条件对常物性2D-FGM平面区域冷却瞬态热应力分布影响颇大,在简支和一端固定情况下,2D-FGM板自由边界上的热应力σ_x=0;两端固定情况下,其左右两边界均形成上中下三个应力聚集,应力分布形状和数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四周均设置呈固定约束后,热应力数值增长幅度较两端固定情况时更为明显。此结果为该材料的设计、制备提供了准确的理论计算依据。     

论夫妻忠实义务与隐私权冲突的法律协调

配偶间的隐私权和忠实义务的冲突是我国婚姻关系中错综复杂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该问题日益凸显,不仅关乎我国婚姻制度的完备,更关乎社会的稳定和谐。《婚姻法》修订后的数年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出台了三次司法解释,但是却对夫妻间忠实义务与婚内隐私权冲突的协调没有提出具有实质指导性的法律意见。文章拟通过对夫妻忠实义务和婚内隐私权的含义及特点的理解,阐述夫妻间忠实义务和婚内隐私权的客体内容和法律关系,通过讨论二者之间的冲突现状、原因,以寻求解决途径。     

Indigenous Psychology: Grounding Science in Culture,Why and How?

My agenda is to ground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culture by using complex rather than overly simple models of culture and using indigenous categories as criteria of a translation test to determine the adequacy of scientific models of culture. I first explore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Chinese indigenous categories and complex models of culture, by casting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ymmetry and symmetry breaking (Bolender, 2010) a series of translations performed on Fiske's (1991) relational models theory. Next, I show how the dimensional approach to culture, prevalent in mainstream psychology, fails the translation test.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analysis for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are discussed.     

得失参半的创新之作——《剑桥中国文学史》评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旨在打破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习惯性范畴,开创新的文学史范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特殊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姿态,立足于在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书写策略为我们认识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并没有在全书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也引人注目,某些基于文学文化史立场的分期方式显得新颖别致。全书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按世纪、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现象。由于全书的编者热衷于探求"过去的文学"原貌,在实践中往往对某些重要作家作品叙述较少,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评价过高。这种迥异于时流的评价可新人耳目,但有些评价是出于臆测,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诗歌“盛世图景”的建构--太宗朝宫廷诗传播过程的内在机制和意义初探

太宗朝诗歌具有雍容华丽、典雅大气的宫廷诗典型特点。从社会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看，太宗朝宫廷诗所形成的风格特点，以及它对诗歌艺术乃至意识形态施加影响的方式，不仅是对南朝诗歌的承袭，而是由太宗朝宫廷诗人群体诗歌传播过程所影响与决定的。太宗朝的宫廷诗歌传播是一种典型的组织性传播，且是一种对公共性象征符号的传播与扩散活动。通过编码—解码的信息交换过程，太宗朝诗歌的“盛世图景”得以建立并巩固。     

为意义而战--论凯瑟琳·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意义观

凯瑟琳·贝尔西是英国著名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意义观是其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尔西的意义观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她运用索绪尔的差异性原理批评表现论和摹仿论，认为语言不是透明的，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在于表达作者的意图或反映客观现实。以此为基础，贝尔西接受能指物质化的观点，把意义的范围从语言扩展到符号，强调符号（包括文学作品）有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内涵意义不是自然和永恒的，而是由意识形态或话语决定，意识形态的转变导致对文学作品内涵意义的阐释也相应发生变化。由此，贝尔西的意义观实现了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     

论宪法权威的自我保障制度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必须具有最高效力和最高权威,任何与宪法相冲突的立法和公权行为都必然因违宪而无效。维护宪法权威绝不能借助于个人权威,而必须依靠健全的宪法保障制度建设才能达成,此一方面的任何"天衣之缝"都可能导致宪法权威的崩解。对于致力于依宪治国的中国立宪实践而言,建立健全宪法自我保障制度乃是维系宪法权威的唯一路径选择。     

国际海洋法法庭迅速释放问题研究

国际海洋法法庭自成立以来共审理了9个迅速释放案件,其中6个案件判决被告沿海国迅速释放被扣押船只和船员,从而有效地解决了沿海国和船旗国之间的争议。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迅速释放相关规定的模糊性,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在保证金合理性判断标准和实质性审查问题上所采取的非一致性立场,在迅速释放问题上尚未形成习惯法。应该肯定的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司法实践对沿海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起到积极作用。本文认为,为维护我国海洋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应及时修改和完善我国渔民被外国执法扣押时的国家援助制度,以及解决迅速释放时的保证金制度问题。     

网络时代青年参与社会治理:价值、困境与对策

在互联网对社会的渗透日益深入且全面的今天，青年通过网络参与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时代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治理过程中，青年借助网络工具自发组织起来，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实现了从以前在官方组织引导下通过传统途径参与到主动运用互联网平台自发组织参与的创新。当前，青年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专项管理缺失、社会信任度不高、发展性供给保障不足等问题。伴随网络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青年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激发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需要从完善专项管理、转变观念态度、增强资源供给三个方面寻求破困之道，从而助力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提升国家治理效能。